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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中小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的情况下，融资贵问题在2011年格外突出，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那么90年代以后呢？黄亚生：90年代，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改革正确举措就是加入世贸，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这是典型的90年代的发展战略思路，即对外开放。正因为农村撤并学校，减少小学的数量，才有最近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

当时人民银行不承认它，但农业部承认。农村创业是什么？我本来种粮食的，我现在搞粮食加工了。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现在被打破了。黄亚生：中国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即农村的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而我刚看到报导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1%，即国家的大部分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下降？说明中国城市化跟我们一般讲的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而政治城市化不是经济城市化。

讨论南巡的时候，应该从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至少不应该完全是一面倒的观点。搜狐财经：您曾经说过，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然后原社保机构要在接到接收函的15个工作日内办好各种手续。

目前我们竟然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电子信息平台。企业为员工缴纳工资20%的养老保险，但是对于跨省就业的农民工却只能转走其中的60%，这就相当于说8%的工资被就地没收了。养老金入市问题现在成为一个不小的话题。另外，低收入者费率高。

我建议我们现在最好对整个社保基金做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我希望这个改革能够仿效美国、日本、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的做法，最起码每个人要有一个独立的账户，而且这个钱是不可挪用的，然后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存有多少钱。先由新的单位或本人向新的工作所在地的社保机构提出转续的书面申请。

之后我们再慢慢规范，慢慢管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一个国家都有可能破产。它怎么投资，我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回报率，干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转保不成功，你之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统统都不会还给你的。

按照规定，社保机构要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申请，发出同意接收函实在很难想出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日益增多的可持续性问题。我在金融危机之后与形形色色的人有过交谈，我的感觉是，大多数民众渴望获得信息，如果以有趣的形式向他们提供，他们会如饥似渴地汲取这些信息。这些国家的政府起码对污染问题有所重视。

只是改善教育并不会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但它是朝着找到解决方案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你必须承认，关注过近期美国政治辩论的人可能有充分理由对世界感到极度悲观。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向北欧模式看齐——至少，有种种调查的结果显示，北欧模式下人民的幸福程度冠绝全球。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推断。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称，消费成瘾的行为是今日增长动力的一个核心缺陷。目前来说，欧洲的社会保障网仍相当稳固。这场辩论产生了几个明确的主题，突显出几点共识和争议。如果选民很无知、容易轻信蛊惑人心的政客兜售的有欠考虑的短视政策，那么匡正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希望就很渺茫。当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日新月异局面，欧洲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如何解决养老金计划过于慷慨和劳动力市场不够灵活的问题。完善政治层面的市场、以及由此也必然要完善的调节，是世界各国、而非只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

同样，商界政治影响力过大也并非发达国家才存在的问题。本文选自英国《金融时报》作者肯尼斯•罗格夫，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进入专题： 资本主义 。

鲁宾斯坦着重指出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不完备的问题，以及对成人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必要性。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参与者真心反对市场。

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在于改变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让国内消费者左右国内生产商之间竞争。社会必须设法提供数量和趣味性远胜现在的成人教育，其中包括经济和金融知识扫盲。

虽然众人对经济层面的市场热情很高，但他们对政治层面的市场却不是这个态度。建设宏伟基础设施之举，终会受阻于日趋降低的回报率，这一点已被日本和苏联的历史所证明。占领伦敦(Occupy London)运动人士认为，不论总体收入水平如何，贫富不均的加剧都会滋生出社会弊病。在平衡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方面，欧洲和加拿大等国家可以说比中美两国做得都要好。

几乎每位参与者都为市场制度进行了辩护，尽管有些人的辩护热情表现得比另一些人更直白一些。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主张，无论是在慈善还是在生产领域，市场都能发挥比现在更积极的作用。

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家、出台了巨额支出计划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记者、学者、甚至占领运动人士，都参与到辩论中。随着经济逐步发展，中国必须转向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要防止国内政治压力干预竞争将比现在困难得多。

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靠想象撰写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致英国《金融时报》函中，强调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教育、教育、教育。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还是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都着重指出政治上的短视主义是一大弊病。

他们只是主张对市场加以更有效、更公正的管理。用短期效果来换取影响力，很难说是金融业独有的现象。有多个方面的失误得到了重点讨论，包括金融监管、环境与消费者保护，特别是收入分配调节。但当前偏离正轨的政治对话，或许只是现代社会未能重视持续成人教育和扫盲的更深层次严重失败的一种症状。

尽管这两位政治人士强调的是金融政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的论点完全适用于从全球变暖到世界粮食生产等一系列其他领域。有人认为，民众对学习不感兴趣，任何3R（阅读、写作和算术）以外的更广泛扫盲目标，都根本没有希望实现。

那种称正在演进和转型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为世界其余地区描绘了一幅蓝图的说法，可谓牛皮吹上了天。过去三周，英国《金融时报》的众多撰稿人就当代资本主义的是非功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如果不进行重大变革，比如提供有趣味的网络学习平台、覆盖范围更广的公共广播和电视，以及为儿童提供更大的教育选择机会，就很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政治问题给出长期解决方案。公交系统也仍在发挥作用，至少在公交人员未举行罢工时是如此。